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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地下电台网:常年遭军统局监听从未被破译

文章出处:未知 │ 网站编辑:admin │ 发表时间:2022-09-24

  1938年9月武汉告急,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,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,决定撤销长江局,成立南方局。武汉失守后,人员分别经宜昌、长沙、桂林等地辗转来到重庆。

 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渝成立,对外称之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,主管川、云、贵、鄂、湘、粤、桂、苏、赣、闽等省及港澳地区的组织,延安方面的指示通过电波传到这里,又通过这里在广大国统区贯彻。

  鉴于机要任务加重,周恩来和李克农两次派人去香港买回大批器材,组装了数十部电台,除在重庆自留8部外,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,在天空中架设了一条条看不见的桥梁网络。

  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网,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,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,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。

  南方局的前身叫长江局,1937年9月在汉口建立时,只有1部从延安带去的发报机,时刻担心出故障,联络工作脆弱。周恩来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,当时经费虽然很困难,但只要是申请购买通讯器材,他都立即批准。这样,由熟悉业务的干部申光通过熟人关系在汉口买到一批通讯器材,又组装了2部,得以维持正常通讯。但从长远考虑,电台还是实在太少。

  随着战局的进展,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愈加困难,纷纷要求配备电台,而在汉口靠买零配件组装根本无法满足。于是,周恩来和李克农遂派申光携带数万港币去香港,相机购买无线电器材。

  香港是自由贸易区,什么都能买到,惟不易通过海关检查,申光此去虽然购到一批器材,却苦于无法运回内地。幸而德高望重的宋庆龄正在香港,地下党负责人上门求助,她毅然承诺视为己任,召其弟宋子良去九龙海关打点,获得“免予上税、立即放行”的特殊关照,顺利启运。

  1941年1月11晚,山城重庆万家灯火,周恩来正在参加《新华日报》成立三周年纪念会,南方局机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标志为“AAA”的万万火急的电报,发报者为新四军军部。译出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,原来这是受到顽固派围攻的新四军在弹尽粮绝时发出的告别电,说明他们已遭不测。

  周恩来看过电报满腔悲愤,当即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。他正在讲话,附近有人捣鬼,电灯突然熄灭了,他不仅没有中断讲话,反而用更加洪亮的声音说:“黑暗是暂时的,光明一定会到来!”他的这番话,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。

  就在当晚,南方局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,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,其中最要紧的是部署二、三线电台,万一当局查封了公开电台,后备的即可接替。此后又联系香港密秘电台,指示在香港公布“皖南事变”的真相,向国际社会表明,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绝不改变,但对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。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,如果内战挑衅者酝酿更大阴谋,使日本坐收渔利,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,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。

  1月17日夜里,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开会。他表情凝重地说:“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,但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。如果顽固派搞突然袭击,我们抵抗一下,把密码和文件毁完了,就准备坐牢。要坐牢我们一起坐,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员,男同志可以承认,因为我们是的公开机关。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。要问党的组织情况,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,主席是,这里有支部,书记是周恩来。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,就说有董必武、,别的不知道,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我要出面去交涉,我是和蒋介石请来的。我们要争取全师而回,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,要准备牺牲,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。”

  “皖南事变”后局势紧张,中央来电指出:“恩来、剑英、必武、颖超及办事处、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。”并要求销毁文件、密码、电稿等。为防止当局袭击,南方局命令机要科将办事处和《新华日报》全体员工名单电告延安,以便有人被捕时,方面能据此交涉。

  周恩来还提出“隐蔽精干”的策略,将一批陪都文化界进步人士送往香港或外地,同时也疏散了一批党内干部,对留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则进行气节教育。

  南方局在重庆设有8部电台,其中3部是公开的,已向当局登记备案。另有5部为秘密的,其中2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,联络对象为延安、雅安;1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,与延安试通后备用。其余2部为流动性质,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、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,联络对象为延安。时局最严峻时,仍有4名报务员在红岩村坚持收发报,片刻不停地向党中央通报重庆的情况。

  1943年5月苏共宣布解散共产国际,顽固派乘机提出“取消陕甘宁边区”“解散”,并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。同年9月,军警强行封闭红岩村的公开大电台,说是今后只能通过军政部电台收发报,意在切断红色电波。

  有的办法。从此以后,南方局机要科常常派人将报纸上的新闻、社论用一般密码发往延安,或是每天随心所欲地写上几百字的假电文,盖上领导人的私章,密封后送交军政部、邮政局电台发往延安。延安收到这类电报扔到一边就不管了,只有的“译电专家”还在冥思苦想,企图从中搞出点名堂。真正重要的文件和消息,则由架设在红岩村三楼的5瓦小电台拍发,编码缜密,尽管军统局常年监听,但一次也未能破译。

 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,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,借此机会在武汉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周,并发起献金运动,各界人士踊跃捐献,募得大批珠宝首饰和现金。郭沫若委托阳翰笙、程步高等人,用这笔资金到香港去购进10多辆卡车、医疗器材和药品运回内地,然后又分送到各战区去。

 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,郭沫若打了“埋伏”——其实还有2卡车物资,已直接驶往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,车上还各自夹带着1部无线电收发报机。

  原来,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最急需的也是通讯设备。因而,阳翰笙等人赴港后,也千方百计买到3部电台,除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1部外,另一部交由冯乃超保管,以备不时之需。

  冯乃超的公开身份,是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,实则系派往该厅的特委书记,迁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员。他藏有发报机,连郭沫若也不知道。

 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,为争取合法地位,南方局设在重庆的公开电台都向当局申报和备过案。公教人员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,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,将会以“汉奸”罪判处重刑。

  冯乃超胆大心细,他先是将电台藏在家中,对家人也守口如瓶,故而一直未出事。但这终非长远之计,他为此绞尽脑汁,却没找到稳妥办法。

  1940年12月,政治部第三厅被“改组”为文化工作委员会,因日机空袭日甚,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。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,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,久而久之,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,心生一计。

  有一天,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,声称亲戚病故,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。入夜后,他独身潜往乱葬岗,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,上面掩饰成坟墓。俟春雨降临,坟头芳草萋萋,别说是特务,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,这坟里藏着1部7.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。

  1945年3月,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,郭沫若搬家,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。

  1941年春天,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,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,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。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,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,两人一道结伴上路。

  为提防特务跟踪,他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出发,先隐蔽一段时间。他们乘夜转移出来,刘澄清假装病人,住进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,整天打针吃药,康瑛则装成他的表妹,时常来照料他。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郊歌乐山农家小院,闲住了两三个月。

  等到外面风声松动,亦未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,他们才跟着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离开重庆。刘澄清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,声称去香港找亲戚,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。他们经贵阳到桂林,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,刘澄清让康瑛和交通员先走,他自己又扮成华侨,与几个商人同路,经湛江抵达香港,并很快接上了关系。

 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,军统、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,情况复杂。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,露出了破绽,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。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,从未发生问题,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,即便电台被查获,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。

 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,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,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。谁也猜不到,这位办事勤勉的年轻人,竟然是的千里眼顺风耳,他的志向不是升级提拔,而是经常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。

  香港沦陷,地下电台暂停,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,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,与延安联络。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、频率、时间,终于接上关系,每天除收发报外,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《解放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的重要社论、文章,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。过了一段时间,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。

  1943年夏,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,先在红岩村工作,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。

 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,除搞金融业外,还办有一家电料行,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,此人思想进步,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。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,他爽快应允,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,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,十分清静。

 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,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,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,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。

 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,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,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,或仅仅“OK”一声就停机。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,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。

 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,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,再增设一个备用台。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,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。就在考场上,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,彼此心照不宣,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。后来果然如愿,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,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。

  抗战胜利,刘澄清被调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,他正好为迁往南京的代表团服务,那是后话不表。

  1945年8月,到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,方面提出要求恢复1943年被查封的红岩村大电台,但被当局以“党派社团不得私设电台”为由拒绝,仍强调电文可交军政部代为拍发。因此,在重庆谈判期间,各地的电报往来,仅靠1部输出功率为5瓦的小型密台。上党战役进行时,就是通过这部小电台给、拍发了那个有名的电文:“有来犯者只有好打。你们打得越好,消灭敌人越多,我们就越安全,回来得就越快。”

 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,当局重新印发了《剿匪手本》,国共“双十协定”刚签订,蒋介石又发布了去解放区“接收”的密令,打算独享抗战胜利果实,内战阴云密布。

  这时美国政府调走那个公开声明只同合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,改任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“调停”中国内战。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,表示赞成中国“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,以促成中国之统一”,但又建议军队与军合并,搞联合政府。同日马歇尔启程来华。

  1945年12月21日,美国大使馆人员、和的代表都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去欢迎马歇尔,不料就在专机即将降落时,军警居然要将人员赶出机场,只是由于美国人进行干涉才得以制止。

  蒋介石安排马歇尔住在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,那里进出很不方便,但是和派的人还是上山去会见了马歇尔。当周恩来提到机场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时,马歇尔感到紧张,因为他希望早日完成使命,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。

  这种会谈进行了许多次,周恩来说,只要联合政府作出保留解放区的安排,愿意实行政治和解。但是,延安决不能接受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武装,那样肯定会招致像1927年搞的“清党”大屠杀。马歇尔试图绕过这道难题,再三建议人到国民政府去任职,这样就可以避免全面内战。

  “调停”持续到1946年2月时,真心希望和平的方面打算签约,周恩来还草签了美方拟订的建议书,使马歇尔喜出望外。这时周恩来提出要设公开电台,便于随时向延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,马歇尔一口答应。驻华美军司令部随即派出专人,在重庆中山三路代表团驻地架设了1部大型军用电台,发射机为BC—610型,功率450瓦;收讯机为SX—28型和BC—312型。这是反对封闭电台斗争取得的胜利,周恩来还亲自请架设电台的美方人员吃饭并与他们合影。

  由于缺乏和谈诚意,不断制造摩擦,马歇尔的“调停”一直未能成功。1946年5月,代表团将这部大电台带往南京继续使用。1947年3月代表团撤回延安时,将电台交还美方。

  从1937年到1947年,南方局先后在武汉、湖南、桂林、重庆、江西、广东、福建、云南、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海南岛、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。其中公开电台22部,秘密电台38部,基本上形成了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。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络,以及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,都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因此早在1941年,中央书记处和在给南方局机要译电员的信中就指出:“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。”也多次把机要通讯工作生动地比喻为“党的机体上的血管”。

  南方局建立的无线电通讯网,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,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。(杨耀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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